*本文为《东道国主权债务危机背景下中国承包商的应对路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请见后续文章。


2022年7月5日,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宣称斯里兰卡已经破产,其经济危机预计将至少持续到2023年底。斯里兰卡每年GDP只有800亿美元,对外违约负债已经达51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其宣布暂停所有外债偿还。对于在斯里兰卡投资建设的企业尤其是中资企业来说,斯里兰卡破产意味着债权无法实现,拟投产或在建项目何去何从成为难题。


在后疫情叠加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东道国主权债务危机显现并非个案。本文将分析“一带一路”国家主权债务的情况、主权债务危机成因和化解,并对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承包商面对东道国主权债务危机时的解决路径提出初步方案。


主权债务与主权担保概述


主权债务也称公共债务,是指一国以自己的主权为担保向外(不管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向世界银行,还是向其他国家)借来的债务,一般包括政府所欠债务和由政府担保的私有主体所欠债务两类。公共债务的涵盖范围,既包括公共债务主体所欠的内债,也包括外债。在所欠外债中,既包括欠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债务,也包括欠外国私营部门的债务。如果债务比重大幅度增加,未来可能面临无法偿还的风险,这就是主权债务危机[1]


主权债务危机的实质是国家债务信用危机。一般对债务风险的判断都是基于国债负担率、债务依存度、赤字率、偿债率这样一些指标。国债负担率又称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是指国债累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这一指标着眼于国债存量,反映了整个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2]。国际公认的国债负担率的警戒线为发展中国家不超过45%,发达国家不超过60%[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偿还能力分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含中国)的公共债务规模近年来一直在稳步上升,偿债成本也在快速上升,大约60%的低收入国家目前正处于或可能出现债务危机。疫情期间,财政赤字增加和债务积累的速度要远远快于过去经济衰退中最初几年的速度,包括最严重的两次经济衰退:“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其规模,仅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与之相提并论。


根据IMF全球债务数据库的数据,全球债务在2020年跃升了28个百分点,达到全球GDP的256%。政府债务增量占到全球债务增量的大约一半,其余来自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私人债务。目前,公共债务占全球债务总额的近40%,为近6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4]。自2007年以来,公共债务的累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政府面临的两大经济危机——首先是全球金融危机,然后是新冠疫情危机。


2020与2007年世界各国中央政府债务率[5]


关于偿债能力,从宏观角度看,国际上通行的衡量外债规模的指标包括:(1)债务率(debt-ratio)。债务率是指年末外债余额与当年货物和服务贸易外汇收入之比,用以反映一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对外债总余额的承受能力,警戒线为100%。(2)负债率(liability ratio)。负债率是指外债余额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用以反映国民经济状况与外债余额相适应的关系,警戒线为20%。(3)偿债率,也称外债偿还率(debt service ratio)。为当年中长期外债还本付息额加上短期外债付息额与当年货物和服务项下外汇收入之比,用以反映一个国家当年所能够承受的还本付息能力,警戒线为20%。


据笔者在IMF全球债务数据库统计数据进行检索的结果显示,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率、负债率以及偿债率的表现:首先,在债务率方面普遍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甚至有些国家,例如:亚美尼亚、摩尔多瓦、蒙古、吉尔吉斯斯坦等14 个国家均在200%;蒙古、不丹、黑山这三个国家的债务水平更是达到了300%以上,债务违约风险高。其次,在负债率方面,通过沿线各国的当年外债总额存量和当年GDP的比值与警戒线20%比较,发现沿线国家对外债依赖程度普遍较高,除缅甸、阿富汗、孟加拉国、印度的负债率水平低于公认标准,其余均超过了警戒线。最后,在偿债率方面,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偿债率水平普遍较好,超七成国家在警戒线以下,在警戒线以上的国家有亚美尼亚、蒙古、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黑山、塞尔维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土耳其与黎巴嫩共十个国家,其中黑山与塞尔维亚的偿债率在25%—30%之间,其余8 个国家则大于危险线30%,债务违约风险较大[6]


主权债务危机案例原因分析及化解


(一)阿根廷


1. 债务危机原因分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陷入严重的外债危机。


从外部原因来看,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经济陷入“滞胀”,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金融自由化水平提高、浮动汇率制度建立,大量国际资本出于追求高额利润的本性从该地区流向拉美地区。


从内部原因来看,拉美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国内储蓄水平较低,本国资本金比较匮乏。为了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扩大投资规模,加快资本积累,这些国家普遍选择以举借外债的方式发展本国经济,外债积累过于迅速是这一地区国家的普遍现象。1979年世界经济形势恶化,欧美国家相继采取紧缩政策,利率的提高吸引国际资本从拉美国家向欧美地区回流,使得拉美国家的借贷成本不断提高,造成该地区很多国家负债累累。


2. 债务危机的化解


1982年以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外债为标志,拉美国家相继爆发严重的债务危机。阿根廷应对外债危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1987年10月开始债转股,由外国企业以一定的折扣率购买银行的债权,然后外国企业到该国中央银行将此债权兑换成当地货币,用于购买企业的股权,其结果是债权转换为股权,分期偿还的本息得以免除,外国企业将获取直接投资回报。


由于担心汇率不稳定和通货膨胀而进展缓慢,直到1989年债转股才开始大规模进行。阿根廷的债转股没有明显的地区或部门优先,但优先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阿根廷的首都和最大城市)的出口导向项目。阿根廷最初不允许购买债务票据,后来将这种购买限制在私有化方面,且必须通过专门的基金进行,对红利和投资的汇出有着严格的限制。1989年,结合私有化计划以及Eetel电话公司和阿根廷航空公司的出售,该计划得到了很快发展。截止到1990年底,阿根廷债转股累计达到107亿美元[7]


(二)希腊债务危机


2009年年底希腊政府宣布当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随即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下调了希腊主权评级[8]


1. 债务危机原因分析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原因首先归因于内部因素。希腊在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背负了巨额债务,为了满足加入欧盟的硬性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降低了财政。在欧盟发现希腊不守承诺的行为后,随即不再对希腊进行服务性质的帮助,这也导致希腊产生了高额的负债,比率超过了国际标准的9倍左右。


其次,从外部因素来看,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极大地打击了希腊的经济,债务危机接踵而至。危机的初期,欧盟做出相应的救济制度,缓慢地降低了金融资产的风险和对其的不利因素,希腊也因此受益。但之后欧洲国家无法支撑这样的经济缩减状态,只能放弃救济制度,而希腊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之下,只能通过外债来稳固国内的财政稳定。


最后,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该国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经济发展水平在欧洲国家中相对较低,经济以旅游业为主。金融危机以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急剧减少,对希腊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另外,由于希腊出口减少,进口增加,欧洲长期经济下滑导致资金外流,只能靠举债维持生计[9]


2. 债务危机的化解


希腊财政部长赫里斯托斯·斯泰库拉斯日前宣布,希腊已全部还清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后一笔19亿欧元救助贷款,比计划还款日期提前两年。


2010年以来,遭遇严重债务危机的希腊陆续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超过2600亿欧元的救助贷款。自2019年起,希腊开始提前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此举为希腊共节省了2.3亿欧元的利息支出。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贷评级从BB调整为BB+。同时,国外对希腊的投资在一年之内增加了74.3%[10]


实习生孙慧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文献

[1] 苏醒、谢群:《希腊债务危机解决路径选择之分析》,金融经济期刊,2010年第16期。


[2]来自<https://mp.weixin.qq.com/s/NG6EboNxqFkkImDmJA2b-w>


[3] 来自<http://www.64365.com/ask/15675769.aspx>


[4] 来自<https://www.imf.org/zh/News/Articles/2022/04/11/blog041122-dangerous-global-debt-burden-requires-decisive-cooperation>


[5] 来源:IMF全球债务数据库(Global Debt Database)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208/t20220810_570413.shtml#2,最后访问于2022年8月16日。


[6] 田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研究》,长春经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2年第1期。


[7] 来自<https://www.sohu.com/a/146399788_549249>


[8] 同上注1


[9] 来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0651366970882140&wfr=spider&for=pc>


[10] 来自<https://m.gmw.cn/baijia/2022-06/10/35800063.html>


(上下滑动查看注释文献)


作者简介




李鹰

北京办公室 合伙人

liying@anlilaw.com



李鹰律师本科、硕士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专业领域包括跨境并购、私募和投融资。

李律师拥有20余年执业经验,曾在多家国际知名律所担任合伙人和资深律师,牵头主导过多起业内具有影响力、结构复杂的交易,长期为国内外知名企业和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客户遍及全球。先后荣获Chambers, Legal 500, IFLR1000和中国商业法律杂志授予的多个荣誉奖项,并入选中国百名杰出国际律师。



陈远飞

北京办公室  高级顾问

yfchen@anlilaw.com


具有工程、法律复合教育背景,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商法专业。专业领域为房地产与建设工程、矿产能源、国际工程、TMT。


曾在多家央企、上市公司分别担任工程师、法务总监、法务负责人,熟悉房建、公路、铁路等施工技术,熟稔建筑工程法律、FIDIC合同、国际工程领域不同法系下的工程合同。拥有丰富的境内外房地产、一带一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全产业链一线管理和法律实践经验,其中境外投资和国际工程建设法律服务涉足北美、中东欧、中东、非洲、东南亚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一线,多年常驻境外负责央企区域公司、超大型房建、高速公路EPC项目一线法律管理与服务、合约管理、投后管理。在电站能源、矿业投资与投后管理、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EPC项目全生命周期风险管理及量化、相关争议解决等领域有十年的法律实践经验。



郭韦伶

北京办公室 实习律师

guoweiling@anlilaw.com



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财经法律学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硕士,具有台湾地区、中国法律的复合教育背景和法律服务经验。专业领域为房地产、建设工程、境外投资、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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