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工后的合同履行，适用情势变更吗？

后疫情时代，疫情防控工作进入常态化。那么，复工后的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构成情势变更，从而影响合同的履行呢？

2019年9月23日，瑞星影院与叁美广告公司签订《影院银幕广告项目合同》，约定由该广告公司购买影院所有映前广告的独家招商权、发布权及电影贴片广告的独家结算权；合作期间自2019年10月1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止。

合同履行了4个月后，因疫情影响，瑞星影院于2020年1月24日暂停营业。暂停营业期间，叁美广告公司与瑞星影院取得联系，希望影院能提前3-6个月通知其恢复营业时间。

2020年7月16日，国家电影局发出《关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的通知》，要求低风险地区可于7月20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并落实各项防控工作，包括：实行交叉隔座售票，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30％，减少放映场次等。

瑞星影院终于等来了恢复营业的这一天。复工当天，瑞星影院将此消息告诉了叁美广告公司，并通知其可以恢复上刊广告。

然而，叁美广告公司却发来一纸解约函。影院方立刻发函回应，希望双方能友好协商，在继续履行的前提下，愿意对停业期间至2020年9月30日免收广告费，对10月1日至12月31日的广告费用减半。叁美广告公司认可了这样的方案，同时双方就2021年度的合作内容继续进行着协商。

恢复营业后的一个月内，协商虽然在继续，但叁美广告公司未再向瑞星影院提供过广告片源，也未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支付广告费。为减少损失，瑞星影院在映前播放了一段非叁美广告公司代理的广告。

数个月的协商依旧未有进展，最终，双方于2020年11月20日解除合同。

为追回广告费，瑞星影院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叁美广告公司按照原合同内容支付欠款240万余元（包括2020年1月1日至1月23日的欠款36万余元，以及自复工日2020年7月21日至合同解除日2020年11月20日的欠款204万余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2020年1月1日至1月23日，影院正常运转，双方的履约并未受到疫情的影响，故叁美广告公司应当按约支付欠款36万余元。

至于影院复工后至合同解除这一阶段的广告费用，叁美广告公司也应当支付。但考虑到，疫情确实给双方当事人的履约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叁美广告公司怠于履行合同的行为对影院对应期间的广告空窗具有原因力，但考虑到瑞星影院为了减少损失，确实播放了少量非该广告公司提供的广告，具有一定的减损能力。双方均应当在当时积极沟通，快速解决合同僵局，而非从各自利益出发让合同僵局久拖不决，遂酌定该期间的广告费用按双方约定的50％计收，即102万余元。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叁美广告公司向瑞星影院支付广告费138万余元。

判决后，瑞星影院和叁美广告公司均提起了上诉。

关于影院恢复营业后至合同解除前的广告费用认定问题，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在法律适用方面，虽然本案事实发生于《民法典》生效前，但符合有利溯及适用《民法典》的条件，故本案应适用《民法典》中关于情势变更的相关规定，理由如下：

一是瑞星影院复工后仍需遵循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并未完全恢复至疫情前的正常经营状态，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形，且此类疫情防控要求多由国家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并不受市场调节因素影响，不属于商业风险。

二是上座率、排片量均是影响广告投放效果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合同目的的实现。因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影院的营业时长、排片数量在客观上受较大限制，属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影院复工后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开放的影厅数、电影场次数与正常履约时已有明显差异，继续按合同约定的固定广告费用进行支付对叁美广告公司而言有失公平。

而适用情势变更后，在当事人已经重新协商，但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基于公平原则，上海一中院具体考量以下因素对合同进行变更：

一是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叁美广告公司在影院复工伊始未能及时提供广告片源，符合情理。瑞星影院在未得到片源的情况下自行采取一定的减损措施，也无不当，且瑞星影院为确保合同继续正常履行，曾多次提出可以减免一定期间的广告费，系诚信守约行为。

二是市场变化程度。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影厅数量、放映场次、排片量和观众人数都需遵照防疫要求进行调整，直接影响着电影院的营业效果和广告投放效果，属于市场变化程度较大的情况。

三是当事人预期利益。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双方已经进行了重新协商，均提出过减免一定期限50％广告费的履行条件，可以推定双方对于影院复工后一定阶段内合同履行效果会受到减损均具有一定的预期。

（以上公司名均为化名）